搜索 解放軍報

紀念抗美援朝70週年丨《交響樂》:文學書寫戰爭的新視域

來源:中國軍網-解放軍報作者:朱向前責任編輯:杜汶紋
2020-11-18 10:46

獻給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的佳作《交響樂》——

文學書寫戰爭的新視域

■朱向前

《交響樂》是一部飽含了深厚的民族精神,而又呼應了強烈的時代吶喊,迴旋着激越的中國主旋律的宏大交響樂章,充分展現了王筠作為一個軍旅作家的使命與擔當。

王筠服役過的部隊,曾是長津湖戰役的主力部隊,因此,將這段歷史告訴世人,他一直視為使命。從那時至今,經過20多年抗美援朝戰爭史的研究和10年的專業寫作,他創作了包括《長津湖》《交響樂》《阿里郎》在內的抗美援朝戰爭長篇小説三部曲,共160萬言,成為繼魏巍之後,用多部長篇小説,全景式呈現抗美援朝戰爭雄奇史詩的作家。在我們面臨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在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時候,確有回望那一段鐵血和榮光歷史的必要。如何通過文學的形式來評價、總結那一場偉大的戰爭,展望人類命運共同體團結協作發展的前景,《交響樂》作出了有力的回答。

革命歷史題材創作始終面對三個層面的問題:不斷重新認識歷史,努力還原歷史,無限接近歷史真相;反覆深入開掘歷史,仔細打撈歷史細節,用心觸摸歷史肌理;投入激情激活歷史,完成歷史的文學轉化,詩意地呈現歷史。我們不妨以此三點觀照一下70年來的抗美援朝戰爭文學及其在此背景下的《交響樂》。

大體而言,70年抗美援朝戰爭文學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期間。詩歌,如柯原的《一把炒麪一把雪》、未央的《槍給我吧》《祖國,我回來了》;通訊,如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依依惜別的深情》;中篇小説,如楊朔的《三千里江山》、陸柱國的《風雪東線》《上甘嶺》;長篇小説,如老舍的《無名高地有了名》等,掀起了抗美援朝戰爭文學的第一波高潮。但此階段,總體是戰時槍桿詩、戰地通訊和小説的“急就章”。毋庸置疑,它們為抗美援朝精神和新中國形象的宣傳、鼓舞和塑形的作用已為歷史所證明,但藝術成就也受到時代侷限。

第二階段,戰爭之後到改革開放之初。巴金的小説《團圓》寫於1961年,主要是一個父女團圓的故事,幾乎沒有正面的戰場描寫,跟《上甘嶺》一樣,都是通過電影的二度創作而產生了廣泛巨大的影響。差不多與此同時開筆的,還有魏巍的長篇小説《東方》,完成於1978年。這部作品獲得了首屆茅盾文學獎,開創了全景式反映抗美援朝戰爭文學的先河,是當時朝鮮戰爭文學的集大成者。隨後又有孟偉哉的長篇小説《昨天的戰爭》、中篇小説《一座雕像的誕生》等為代表的深耕細作,顯示了現實主義的英雄典型塑造,全景式畫卷的展開,藝術表現手法的精緻與完善。

第三個階段,即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啓了新時期書寫抗美援朝的新篇章。這一階段比較有影響的作品主要有靳大鷹的《志願軍戰俘紀事》、王樹增的《朝鮮戰爭》、葉雨蒙的《漢江血》等紀實文學,創作者開始以紀實文學的方式逐漸還原歷史。《交響樂》在這一個維度上繼續推進,通過潛心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再實地、實物、實情、實景地描寫。比如通過“腳蹬式”步槍的描寫,就顯示了中美雙方武器裝備不止一代的“代際差”。其實,王筠當年的長篇小説《長津湖》就是在長津湖戰役60年後的一個大揭祕。60年後,美國以《最寒冷的冬天》、中國以《長津湖》這樣的文學範式同時揭祕了這一場極度嚴寒條件下中美兩軍主力部隊的生死對決,將這段無比殘酷的歷史展示在世人面前。王筠最新出版的《交響樂》再次涉及到諸多歷史真實。面對歷史,作者並沒有刻意炒作和渲染,而是很自然地在敍述中完成了對歷史的還原。既突出了我方裝備老舊、保障落後,也表現了美國陸、海、空三位一體的火力優勢,和我們以巨大傷亡犧牲換來的勝利。如孟正平率領的穿插營,戰至最後,600多人只剩下20餘人。那是一個縮影,也是一個象徵,意味着這冰冷數字後面的巨大代價和同樣巨大的精神與意志力。它們是文學,也是歷史。

打撈歷史細節,觸摸歷史肌理。在《交響樂》中,小到我軍各種武器的拼湊狀況,從“腳蹬式”步槍到蘇式“波波沙衝鋒槍”,再到美式加蘭德半自動步槍和M1式卡賓槍,對二三十種輕重武器口徑、性能的詳細描寫;大到對戰爭歷史、地域、環境和雙方戰鬥目標、戰鬥組織、戰術特點以及給養補充等全方位的精細還原,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戰場知識鏈條。還有馬老師與“喇叭劉”父子的打賭參軍等情節,都新鮮、真實而富有時代感。至於以家鄉的山川風貌甚至鮮花野草植入戰場,就更帶來了豐滿鮮活的歷史風貌。

詩意地呈現歷史。《交響樂》首先是寫活了一組人物:李八里、孟正平、張仁清、“大腳怪”鮑喜來、馬永禮、王翠蘭、“喇叭劉”父子等,栩栩如生,各有聲口。寫美軍也有突破,不是簡單地貼上美帝國主義的標籤,而是首先還原成一個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比如拉夫納少將、庫克中校、紐曼上尉、托馬斯中士、小蒙特二等兵等都寫出了一些性格特點,比以前很多作品中對美軍的虛化、臉譜化有長足的進步。如紐曼的幾次被俘,與吳了了的交往、接觸、交流,甚至一定程度的認同乃至欣賞都比較自然,包括死在美機的掃射之下也水到渠成,而且寓意了戰爭的無情。比較而言,《交響樂》對我軍人物的塑造就更豐富紮實,而且注意到從文化上做功課。李八里這個人物孝順,早年就因父親生病脱隊跑過一次,現場又因母親而隻身出面談判,體現的是孝文化,也鋪墊了人物性格和行動一定的合理性。作為一個人,他講究孝道;但是作為一箇中國軍人,他更講究小孝服從於大忠,在國家與民族利益前面,置生死於度外,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孝道的應有之義。馬永禮更是體現傳統文化的一個典型人物,三句話不離仁義禮智信,慢言細語,温文儒雅,是典型的書生。“喇叭劉”父子的響器文化與小蒙特二等兵的薩克斯共鳴、合奏,象徵着東西文化的融會貫通,滿懷理想主義,表達了對愛的呼喚。

在此基礎上,小説還賦予每個人物以人性與真情,用人性與生命的交響呼喚友愛與和平。不光注重寫我方的戰友情、父子情、家鄉情、愛情、家國情,甚至也注意到了敵方的人之常情。托馬斯對小蒙特雖然惡語相向,卻並不妨礙生死關頭的以命相救,也是一種真實的戰友之情。同時,小説還通過一幕幕慘烈的場景,既讓人對於作品人物的英雄氣概由衷敬佩,也讓人為那些英雄或普通人的命運扼腕嘆息。可以説,作品既是對英雄的讚頌,也是對戰爭的控訴,這個龐大繁雜的交響樂主題,就是對和平的祈禱。

就此而言,王筠實現了自己的追求:通過書寫抗美援朝保家衞國這場偉大的戰爭,既寫出了一個民族站立起來的靈魂,又傳達了一個愛的主題——溝通人性之愛、人類之愛,表現了深厚的人文主義情懷。正如有的評論者所言:王筠的抗美援朝戰爭題材長篇小説在二元對立的階級敍事與革命英雄主義讚歌以外,開闢了從文化衝突視角詮釋和平價值與人性昇華的新鮮視域。這種拓展使得《長津湖》與《交響樂》具有了超越性的文學向度,顯示出與以往同類作品的顯著差異。

 

輕觸這裏,加載下一頁